我最喜欢的文学体裁之一是中篇小说或短篇小说，它总能在热情消退时帮助我重新开始阅读。它避免了长篇小说的沉重和乏味，也减少了短篇和极短篇小说的象征性和限制性，即一种将含糊的简洁与情节、人物、冲突、冲突等其他叙事元素的充实结合起来的艺术。其中一本小说是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抄写员巴特比》，出版于公元 1853 年，2019年由影响俱乐部出版社出版了萨尔瓦·阿尔-奥泰比的译本。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小说的故事：纽约华尔街的一个复印处，这里所说的复印是指手工重写一些文件和文件，以获得同一份文件的多份副本，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出版是在19世纪，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这个办公室有四个人工作：一名律师，也是办公室负责人、特里克、尼布尔斯和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一位名叫巴特比的年轻人申请了一份复印工作。然后他被录用了，并以全部的诚意和奉献精神开始了他的工作——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巴特比的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他不再执行作为抄写员所需的一些任务，例如与办公室其他人员一起参与审阅复制的手稿并将其与原件进行比较。有人阅读了原始文件，其他人拿着副本也跟着照做。这是抄写员的常规程序，但巴特比突然决定他“宁愿不”做这项任务。
这种拒绝的过程不断发展，他对其他任务的“不愿意”持续下去，直到他突然拒绝做任何事情，甚至拒绝他一开始一直致力于不间断的复制当办公室主任决定解雇他并摆脱他时，他惊讶地发现巴特比甚至拒绝离开这个地方，迫使他们搬到另一栋大楼。
这篇评论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部小说中的巴特比和法国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局外人》中的莫尔索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的意思是将文学作品解读为另一作品的反映。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莫尔索的性格，而为了理解它，我们需要回顾加缪的哲学，即使只是以简单的方式。
存在主义哲学的总体框架是基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的主要思想，是他对绝对价值体系的批判，意味着价值具有不变的、超越这个世界的根本价值。相反，尼采怀疑这样一个体系存在的可能性，无论其参考意义如何，无论它是中世纪的宗教体系，还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体系。因此，只要最高目标是追求形而上的、看不见的完美——这也是一个绝对的目标——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找到生命的意义是不可能的。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在尼采之前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宗教价值观与其他哲学产生的其他价值观是平等的，并且它们都不是绝对的。这种实用价值框架的缺失造成了我们所谓的存在焦虑，而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都选择了彼此相反的观点。尼采拒绝宗教价值观，尤其是基督教价值观，认为它们是无效的，因为它们假定绝对有效，而克尔凯郭尔则提出了他所谓的“信仰之跃”，因为他相信每一个制度都需要最初的信仰飞跃，克服价值观的非理性，然后采用这个制度并接受它的条件和参照系。
这个简单的背景足以将加缪和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哲学置于正确的哲学背景中，然后我们就能理解《局外人》。
如果一个人缺乏一个人生价值体系来帮助他在人生中做出选择并安排他的优先顺序，那么，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说，是什么使得我们选择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感觉良好，而不干涉他人的自由，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呢？波伏瓦说，这种行为有助于消除存在焦虑，但加缪反对，如果这一切看起来像是死亡的拖延，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加缪说有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以死亡告终，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任意的、不稳定的价值观之上的， 唯一的哲学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自杀？
加缪在他的同名长文中通过西西弗斯神话的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希腊神话称，西西弗斯是一位国王，西西弗斯欺骗死神后，受到主神宙斯的惩罚，他的惩罚是把一块巨石滚到山顶。当他到达山顶时，岩石滚回山谷，他又像这样举起它，直到永恒。这是荒谬而无休止的行为。加缪说，生活与这个动作类似，但我们总是想象西西弗斯悲伤、痛苦，而加缪则提供了西西弗斯的另一种模式，他是快乐的，他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享受简单的事物，比如山顶的地平线景色，比如他再次下山搬起石头的那一刻。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西西弗斯想象成悲惨的、皱着眉头的，而应该是四处走动的。他的工作脸上带着微笑。这种荒谬，或者加缪所说的荒谬，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应该庆祝的现实。只要这个现实不可避免地在身体上击败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击败它，这就是《荒谬英雄》的想法。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莫尔索和巴特比，将他们置于荒谬英雄思想的哲学背景中。我们看到这个想法在他们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在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中。我们在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角色，他能够通过生命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就像一次冷击），意识到生命的荒谬，那就是他母亲的去世。 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件事，不顾一切继续庆祝生活。从哀悼的第一天起，他就能够把那段本该悲伤的记忆抛在脑后，他继续和玛丽约会，这意味着他代表了荒谬英雄的典范。但加缪却让他的主人公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面临着唯一的哲学困境：莫尔索为什么不自杀？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莫尔索正在冷血的扼杀阿拉伯人的性格，除了以下原因之外，小说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一行为的合理性：莫尔索了解生命的荒谬和绝对价值的缺失，但他未能接受这个体系作为生命的框架，同时他意识到唯一不可避免的就是死亡，所以选择将庆祝生命和自杀结合起来，做他认为自己想做但毫无意义的事情，并导致他的死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荒谬英雄莫尔索选择了自杀，但是通过庆祝生命的荒谬。他选择自杀，选择死亡，做他想做的事，不考虑任何道德体系。
另一方面，我们将巴特比视为“荒谬英雄”思想的另一个例子。正如我们在小说《抄写员巴特比》的摘要中提到的，巴特比决定停止做任何事情，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好像他突然意识到，做一项在他看来毫无结果的例行重复任务是荒谬的。换句话说，巴特比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只不过巴特比突然决定反抗并完全停止这样做，停止滚动岩石，这里他和莫尔索之间的一个区别就出现了，后者的立场是积极主动的，这种立场将莫尔索置于实施者的位置，而巴托比的立场是消极的、懒惰的，这种立场将他置于受事者的位置。出现了他那句名句：“宁愿不”，这是一句否认的句子，不是证明他消极立场的句子如果莫尔索代表了荒谬英雄的性格，他将生命的荒谬与死亡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巴特比代表了相反的人，或者也许是反荒谬英雄，这个角色认识到生活的荒谬，但却拒绝接受它，不被卷入其中，并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一连串的荒谬事件，而自己却没有丝毫参与其中，从他停止工作开始，到小说的结尾，转入精神病院，再到因生命罢工而负性消极。
关于这个话题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叙述者，在《局外人》中，叙述者就是莫尔索本人，他提到的事件完全就像是他掌控和设计的。在《抄写员巴特比》中，叙述者是一位年长的办公室经理。这也凸显了巴托比的无能程度，尤其是旁白中包含了很多老人为了了解“奇怪”的巴托比而提出的问题，以 至于你在读小说的时候可能会想，这本书是在讲巴托比，还是在讲办公室经理。 叙述者身上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巴托比完全相反的形象的描绘，巴托比也许代表了尼采的虚无主义，即他对绝对价值体系（包括宗教价值体系）的拒绝和对绝对价值体系的消极反叛。虽然老人充分体现了这些价值观，但他是一个有传统宗教信仰的基督徒，周日去教堂，履行工作职责，回家履行传统家庭男人的角色，这与巴特比相反。这种矛盾正是老人对巴托比感到好奇，或许是吸引，甚至怜悯，并试图了解他进而帮助他的原因，这种矛盾也凸显了巴托比的荒唐特质。
莫尔索和巴特比这两位荒谬英雄，选择了反抗，各以自己的方式，以一种极端而又矛盾的方式反抗专断的价值体系，但同时又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间接自杀， 死亡。第一个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喧闹地死去，并在被处决的那一刻，在人群面前露出灿烂的笑容来庆祝这一点，而另一个则决定被动反抗，无所事事而死，然后独自一人，没有观众，一脸悲惨地缩进自己的世界，处于今生的边缘，非常安静的死亡，就好像他这一生根本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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