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德尔博士,我们首先感谢您接受此邀请;在本次对话开始时,我们想了解一些有关您的大学道路的信息,您是如何选择哲学专业的?在你大学生涯的开始时,哲学家中有哪些人陪伴您?
该大学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学生身份进入,特别是拉巴特(El Rabat)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学(Mohammed V University),当时,哲学只在拉巴特(El Rabat)和非斯(Fes)两个城市教授,这两个城市在理解哲学的意义和作用方面存在差异,也许这种元素今天仍然存在。在最大的部门拉巴特(El Rabat) ,该研究的特点是解释的维度,这使其成为摩洛哥 (Morocco)乃至阿拉伯世界当代哲学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巴特的教授对一般哲学问题更加 “开放” ,并且更敢于提出分析工具; 根据公众的说法,体现这一点的最重要人物也许是两位教授:阿卜杜拉·阿拉维(Abdullah Al-Arawi)(曾任是历史系教授)和穆罕默德·阿贝德·贾布里(Mohamed Abed Al-Jabri),在非斯,语文学 (Philology)维度盛行,或者说是在 “哲学史” 之后,它基于文本,尤其是伊斯兰时期的文本。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于这样种笼统的划分,更不用说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在当时却是如此,也许这解释了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的那种隐藏的“竞争”,其中最重要的体现是关于伊本·鲁世德 (Averroes)的争论,在拉巴特(El Rabat)和由穆罕默德·阿贝德·贾布里(Mohamed Abed Al-Jabri)和在非斯(Fes)由杰马勒·丁·阿拉维(Jamal al-Din al-Alawi)代表;杰马勒·丁·阿拉维(Jamal al-Din al-Alawi)不太重视贾布里(Al-Jabri)关于伊本·鲁世德(Averroes)的著作,认为它们只是“意识形态的解释”,他认为,关于伊本·鲁世德(Averroes)的著作应该与他的语文学体系保持密切联系,关于贾布里(Al-Jabri),他不认为这种过度关注很重要,他对此的回应在他的一组文本中很清楚。事实上,那天在一位在非斯学习并在拉巴特进行论文答辩的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中,我看到了他对他的直接回应。他在谢里夫·伊德里西(Sharif Al-Idrisi)的礼堂中央对这位正在讨论的教授说:“当你完成这部作品后,像以前一样把它放在书架上,因为没有人会读它。” 这是对“ 非斯的”鲁世德主义者的批评的回应,因为他认为这种语文学倾向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文本”趋势,或者说是一种双重的东方主义,正如你今天可能理解的那样。
至于我对哲学的选择,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因为我在中学的时侯就迷上了哲学,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我所谓的沉思本性,对此我找不到直接的解释,我记得当时我非常专心地阅读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Gibran Kahlil Gibran )的文本,甚至还背诵着,因为我偶然获得了他的全集,包括阿拉伯语和译本,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Gibran Kahlil Gibran )以其美妙的语言、诗意的精神和哲学的触感,在我青春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成为我的主导而深刻的伴侣。这一切都在中学时实现了,我记得从第一堂哲学课以来,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给我们讲的,他从拉巴特来到我们位于摩洛哥王国最西南部的城市(达赫拉)(Dakhla),我在说,我记得我是如何从第一堂课和第一节课就知道这是我的路,我可能达到的目标是学习哲学,这是在那之后实现的,尽管我在法国和阿拉伯文学方面表现出色,但我还是转向了哲学(我过去和现在都对古代诗歌非常感兴趣),甚至在生物课上也很出色,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2. 您的大学生涯在一篇关于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的论文中达到了顶峰,该论文发表在一本题为:《吉尔·德勒兹的存在与差异哲学》(图卜卡勒出版社 (Toubkal Editions) ,2012),这篇非凡的论文的故事是什么? 写一篇关于一位当时翻译很少的哲学家的论文的科学和哲学困难是什么?
这篇文本是我大约 23 年前写的,如您所知,它原本是一篇大学论文,我用它开始了我的大学道路,在穆罕默德·萨比拉(Mohamed Sabila)教授的直接指导下,他几个月前去世了。事实上,这篇论文是我上述部门和学院的教授们研究的延续,作为由阿卜杜勒·萨拉姆·本·阿卜杜勒·阿里(Abdel Salam Ben Abdel Ali) 和穆罕默德·萨比拉(Mohamed Sabila)领导的一组教授,他们试图培养当代哲学的专家,甚至是以其困难而闻名的特定哲学领域的专家,因此,我们在这个部名称门中发现了致力于研究和理解一些最重要的当代哲学的年轻人,用阿拉伯语,这是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在完成哈贝马斯(Habermas)的深入研究生文凭后,我选择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你可以和我一起看到了这里的转变和变化的程度,所以我在大约9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项研究。当然,我不能说这很容易,尽管研究中没有什么是容易的。第一个困难与德勒兹(Deleuze)有关,因为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西方最复杂的当代哲学家之一,这有部分原因,其中一些与他的风格和语言有关,因为他不是以学派的风格写作的,这也是我最初厌恶他的原因;我是当时被 “康德主义”熏陶的人。第二部分涉及其哲学的本质,德勒兹(Deleuze)并不实践哲学,而是实践我们可以称之为了哲学而实践哲学,或者说是“元哲学”(Metaphilosophy),这意味着他是一位对整个哲学史提出质疑的哲学家,因此,如果你脑子里没有整个哲学史,你就无法读他的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德勒兹是一位无法“确定”在学派上的哲学家,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不像我们习惯于其他思想家那样属于一个流派,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他为之奋斗的“内容”或“目的”,也就是说,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或对事物现实的总结,但你会发现了一种按照尼采(Nietzsche)风格进行思考的“实践”已经被驱使到了极限,这件事不仅需要掌握必要的方法论要素,即法语和哲学史知识,还需要心智能力,我几乎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准备接受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你面临着一个按照纯粹的多元逻辑说话、写作和思考的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发现,在法国本身,就像在美国一样,对这种哲学的种类有很大的恐惧,因为其中的专家很少,而大多数人对它所做的就是把它变成一组可能与文本没有太多联系的判决的句子。比如赞扬多样性和差异性,说出概念是创造性的,这是一种在现实中没有太大价值的说法,因为关于多样性、差异和概念的含义,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除了这些困难之外,我还补充了一个,那就是当时完全没有中间文本,因为我记得当我开始寻找德勒兹时,正好在 2001 年,我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阿拉伯语,除了这里和那里的一些参考资料,以及一本书的翻译,但不是最好的,即使是法语,也没有中间书籍,也许只有一两本非常专业的书籍,于是,在我的面前,除了德勒兹的书之外,什么也找不到,这些坚硬的、聋哑的书等待着你去闯入,这花了我许多年的时间。
事实上,我对这一切的努力感到满意,因为我受益匪浅,这一时期不仅使我在认知上能够在当代哲学中发展自己,而且使我有资格拥有至今仍在用来理解当代世界某些元素的钥匙。
3. 对于那些关注您们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您对许多哲学家都非常感兴趣,您写过关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尼采(Nietzsche)和当然还有德勒兹(Deleuze)的文章,您还对斯宾诺莎 (Spinoza)、黑格尔 (Hegel)等不少哲学家进行了一系列讲座; 这些多重利益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您是怎么把这么多哲学家聚集在一起的?
看待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主观的和客观的,我在这里只想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那么今天关注这样的哲学家有什么好处呢?
这引导我们提出一个更深刻、更普遍的问题:哲学通常有什么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详细说明一下,在我看来,除非基于第一个基本思想,否则不可能建立任何实际行动,无论是道德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因为如果没有受到某种尽可能接近“无意识”的先入之见的支配,即对这种行为的目的、结果和意义的某种隐含概念的支配,就没有“有意识的”行动。在此基础上,我们不能在没有最终使它成为可能的“哲学”的情况下进行某种“行动”,无论这种行为如何声称没有偏见。也许我需要更深入的例子来说明。让我们考虑一下当今最务实的人的行为,让我们说他们是市场、全球贸易和国际证券交易所的主人。无论他们多么声称自己没有理论假设和对实际事物的纯粹执着,他们最终都会受到一个特定的理论基础的支配,这个理论基础可能类似于“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力” 这句话。在这个隐含的假设上,建立了两个要素,第一个是经济的,第二个要素是政治的: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人们隐含的信念是,市场比任何政治实体都能更好地调节人们的利益,这导致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另一种信念:“为了让我们获得“市场——参考”的权威,我们必须支持私有化并尽可能限制国家干预”, 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所说的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趋势的本质,实用主义趋势就是从中诞生的。我这样说并没有从哲学上质疑它,因为那样会让我们走得太远。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个实际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潜在的哲学概念,无论它多么声称摆脱它,哲学的作用是澄清存在于实际行为中的不明确的、未曾思考过的理论概念,从而暴露支配各国文明建议的潜在文化、政治和行为“假设”,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无论它是什么,不是基于对人类在世界上的意义、作用和价值的某种看法,也就是说,不是基于某种关于存在、聚会和生活意义上的“哲学”。在这件事的背景下,这里出现了主观因素,在我看来,一直引起我注意并值得推荐的是那些对生活说“是”的哲学概念,即那些胜利的哲学概念。在这里,我所说的“生命的胜利”,并不是指粗俗意义,也不是天真修辞的意义,而是深刻的活力意义,同时也是“乐趣-悲剧”。在此基础上,哲学家对我来说是不同的,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到我的客观和个人的,我认为其中一些哲学家比其他哲学家更值得关注。
让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切,例如,考虑两位相似的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和斯宾诺莎(Spinoza)。我很了解笛卡尔(Descartes),但我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觉得他是一个能增加很多东西的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够激进,尽管笛卡尔认为理性有局限性,但颂扬理性、歌颂人类自由和优越性,只会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自然和存在的战争,正如我们所知,这场威胁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的战争。但是像斯宾诺莎(Spinoza)这样的另一位哲学家更让我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理性不是标口号、形式的或片面的,因为他不满足于理性意义上的“规范”维度,它不满足于理性意义上的“规范”维度,也就是说,他不局限于说这是理性,这是非理性的界限,而是将理性推向寻求我们认为“非理性”的“逻辑”的地步,他在《伦理学》第四本书中说:我们必须将情感视为一个几何实体,而不是满足于像笛卡尔(Descartes)那样责备它们,因为即使责备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安慰,它也会阻碍理论上的理解,因此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可以回答说,我所关心的那些人的背后,是他们激进的“理性”,他们是强烈意义上的哲学家,是建立本体论的哲学家,这些本体论甚至有意识地超越了哲学和理性本身的局限性; 作为哲学家,他们一瞬间也没有屈服于道德或修辞倾向,只要说“它应该”就足够了,这最终意味着“它应该停止”,而不是将思想推向极限。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话语,我甚至不认为它是一种哲学,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创造了一种肤浅的体系,即应该按照什么来思考,因此应该按照什么去生活,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以镇压告终,即使它被诸如“承诺”、理性、责任和其他迷人的理论口号所装饰,而且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承诺话语无论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世界上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在这种承诺的名义下,无论是纳粹德国的种族,还是苏联的革命者,数十万人,甚至数百万人被杀害;以我们的民族、宗教或革命承诺的名义,在六七十年代,甚至今天,人民被强加监护权,他们的自由被篡夺,这个地区及其人民陷入了军事和民粹主义冒险,这些冒险是造成我们今天很大一部分创伤的原因,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些人认为,有时以革命承诺的名义,有时以国家,道德或教义承诺的名义,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生活应该做些什么。
4. 这位阿拉伯哲学家面临着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与他的名字的合法性有关,另一方面与他的存在有关, 您如何认识阿拉伯哲学家以及从您的角度来看谁是哲学家?
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老问题,我想说的是,今天它比过去少得多,从事哲学和一般非法科学,无论是逻辑学、化学、占星术还是其他,在我们古代社会中总是遭到某种拒绝,这体现在许多案例中,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伊本·鲁世德(Ibn Rushd)受迫害的问题,这只是他与安萨里(Al-Ghazali)讨论的延伸。这件事还有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所有在伊斯兰世界从事哲学工作的人都花费了部分精力和时间来证明处理哲学或他们所说的智慧的“允许性”,以及关注古代科学的允许性。即使是那些研究(如数学)等最抽象科学的人也不能幸免,尽管事实与所说的相反。
但为什么这个问题要这样讨论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基础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宗教上确认的问题,关于存在的起源和目的的问题,以及个人在生活中应该如何表现的问题,都是宗教信仰已经用最终答案回答的问题,因此,任何质疑他们的主张,更不用说声称提供与宗教不同的其他答案的主张,首先都会被拒绝。在宗教中,答案总是先于问题,所以剩下的只是考虑我们如何“将判断投射到事实上”,而在哲学中,答案总是在问题之后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经常谈论怀疑、质疑和研究,而宗教则强调宁静、确定性和信仰的重要性。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说信仰和思考这两种理论中一种是对的,而另一种是错的。否则,也许宗教的权威比哲学更强,尤其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考虑到哲学在三个世纪前就停止质疑看不见的事物,当时它认为理性对无法测量的事物没有权威,也就是康德(Kant)语言中超越“感觉性”的东西,相反,我的目标是强调这两种基本理论之间存在的方法论和原则上的差异。
今天正在发生的转变在于,对哲学的反对并非完全与宗教有关,也不是来自质疑价值与存在问题的有效性的冲突,而是出于其他原因,而是来自纯粹的“实证主义”考虑,因此,一方面,哲学就是知识,但今天正在经历危机,即使是在它的主要传统据点,我指的是德国和法国。今天对哲学的抗议是以某种“哲学”的名义出现的,这种“哲学”就是新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
我的意思是,这种认知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所有不能“测量”的东西都不是知识的对象,因此,不能产生“测量”的知识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你会发现,所有涉及意义、价值观和目标问题的科学今天似乎都处于危机之中。除此之外,还有“应用”和“商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家已经批判性和分析性地杀死了这种意识形态,与此相反,今天出现了激进的思想趋势,表明意义问题的迁移和沉浸于应用维度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威胁的根源,即生态威胁,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层本质是将自然视为纯粹情感的对象,或者说静态驾驭的对象,它是一种“空”意义的,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不经意的延伸,旨在成为人类胜利行动的对象。然而,从今天发生的事情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垂直关系和这种对人与自然意义的对比感知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人不是自然界中的东西,而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东西,他就是自然界的本质; 因此,正如最近发生的那样,不可能在不改变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结构的情况下改变自然结构,气温升高可能成为热带微生物从其“自然”生活范围迁移到其他地区的原因,从而导致流行病的发生。我们从中学到的是,人类并没有与自然“隔绝”,他是与其他生物相连的存在,甚至与官方所说的在中国传染病毒的野生动物也有联系,在大流行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存在。我们从中学到的是,病毒,这些“甚至没有生命”的小型“邪恶”生物体,可以连续数月阻止人类及其巨大机器、喷气式飞机和强大工厂的活动,甚至杀死数十万人,等等。科学主义告诉我们,医学可以消除疾病,但今天我们发现医学的发展本身就产生了疾病,以及营养、卫生工具等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丰富的工业食品让我们远离了饥饿感,是的,但它们却让我们更接近糖尿病、血压和心脏病,以至于直到最近还是美的象征的肥胖症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危险的疾病,因此,我们周围的农作物、制成品、食品、衣服和家具中的药物、防腐剂、杀虫剂和化学清洁剂使我们远离昆虫、污垢和贫困,但它们使我们更接近癌症、神经系统疾病、腺体、生殖和基因。
回到您的问题,基于这一切,谁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
尽管这个问题很困难,但考虑到哲学不是一门“科学”,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真理的含义有不同概念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对真理的含义有不同理解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对真理的意义有不同理解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能够提出一个问题,使我们离开允许视野的“盒子”的人,并提供了足够的理论工具来阐明这种退出的要素以及如何实现它,还有一些是从事哲学工作的,哲学教授或勤奋的思想家,这些人经常混淆哲学教师和哲学史学家,以及哲学家,对我来说,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就像艺术家和艺术教授、科学家和科学的老师或史学家之间都有区别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家是罕见的,是的,他们是,但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也非常罕见,在艺术中改变透视含义的艺术家,以及在科学中推翻先前看似自发和“不言而喻”的假设的科学家,确实非常罕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哲学史教授,而不是哲学家。
5. 在这方面,我想问你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在这方面,我想问一下您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如您所知,当代阿拉伯哲学始于近一个世纪前,试图恢复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文明环境而与他们(阿拉伯哲学家)隔绝的悠久哲学化历史; 您认为阿拉伯哲学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如何将当代阿拉伯人的哲学思考的可能性与他们的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特别是随着与身体、神经、环境和动物有关的当代哲学的发展,这些问题和概念还没有在哲学话语层面上提出。
我在这方面不是很乐观,但这并不是出于对我个人判断或消极倾向的考虑,而是它有明确的理由和解释的要素,首先是整个世界,以及那些用阿拉伯语书写的人也不例外,已经放弃字母,进入了数字世界。今天读到的内容,即一切试图用自然语言写成诗歌、文学或哲学的东西,都是停滞不前的,正如我所说,这不仅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从图书销量的下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种下降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我不想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它是复杂和重叠的,我在其他场合谈到过这个问题,但至少我会说,这不是出于道德原因,也就是说,这不是由于读者的不作为或懒惰,正如有些人喜欢说的那样,相反,这是由于一种转变,它触及了交流的意义,在它之前触及了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在此之前,一般存在的意义,伟大的哲学家们已经主动地解释和简化这个问题。的确,在大流行和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之后,出现了一些复苏,但这些变化不会触及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其原因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回到您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当今世界的这个地区推动我们所说的哲学?
我认为通过交流和了解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今天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主题,甚至还没有成为教学的主题,包括生命问题及其各种后果,即人的“物质”问题,以及动物、环境、身体、性别的问题,以及医学和法律问题。因此,例如,动物问题,为了不会提到任何其他的,动物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向我们提出,因为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没有一所大学、作家或研究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这种被称为动物的生物的“道德地位”问题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都进行了大量研究的主题,甚至是公众辩论的话题;因此,你在美国会发现著名的研究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一所最负盛名的大学中进行了一项与动物哲学研究相关的重大研究,而其他大学里也有其他哲学家支持或反对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尽管我们的遗产一直关注以必要的严肃态度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人类问题尚未得到必要的深度提出。
就我个人而言,我试图在我自己和简单的层面上做到这一点,今天我有一些学生写了这方面的科学论文。法律问题、身体自由问题、酷刑问题、性别问题等等,都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科学在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物、物质、思想、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科学本质上“不思考”,因为它是中立的,不调查“目的”。科学提出的是如何的问题,而不是目的或意义的问题,当科学家在他的专业领域工作时,他不必表达他的意见或对他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评估。是的,他可以在后这样做,那是,当他离开实验室时,但他当时是作为个人意见或看法来这样做的;因为意义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哲学家们应该承担这个问题,只要对这些问题有了必要的精确知识,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强大的语言知识,正如我们在要求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继续萎缩和消退。
总而言之,过去与自己联系是通过与现在的他人联系而实现的。
6. 您非常关注生活哲学家;斯宾诺莎、尼采、德勒兹,因此在哲学和文体上更喜欢生命和权力哲学,而不是存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释学等其他类型的哲学; 对于阿拉伯哲学家来说,生命和权力哲学的当前性如何?
我认为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的是,它打开了一个思考和工作的视野,远离意识形态的祸害,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另一部分从事存在主义,然后是结构主义,特别是在文学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几十年来一直在哲学上束缚我们的“遗产倾向”,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是的,有现实的压力强加了这一点,并且过去和现在仍然渴望复兴和解放,但那些处理这些问题的人根据一种自愿的看法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这使许多问题变得简单化,并且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今天许多这些作品都被放弃了;因为它已经“过期”了,比如说,今天谁会谈论“客观马克思主义”呢?在我看来,我只属于幸运的一代,正如我常说的,他没有过意识形态野心,这使他摆脱了对历史、现实和人类的意义的僵化观念,因此,他将他从幼稚的意志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意志主义认为,理论上连贯的话语可能就足够了,我们像任何教条一样呼吁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在现实中得到改变,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理解是简单化的,因为现实是顽固而坚实的, 现实是“当你的头撞到某物时”,并感到疼痛,正如拉康(Lacan)所说,现实是冷酷的、沉默的、僵化的、本质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存在”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我重复一个持续的短语,这件事促使我从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来思考生活,而不是从我们对生活的影响来思考,因为生活是普遍的,而我们是特殊的。
坦率地说,我想说的是,这本方法论结论需要我的努力和时间来消化和理解它; 因为它与人类的基本心理准备相冲突,而人类的心理准备是基于控制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其本身”的信念,但在这件事上帮助我的当然是斯宾诺莎(Spinoza),然后是柏格森(Bergson),甚至克莱门特·苏西尼( Clemente Susini ),这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所有这些都必然引导我认真对待生活问题,也就是说,自然先于文化的问题,大脑先于思想的问题,身体先于自由的问题。这就是我可以解释在我的简单作品中出现的这种趋势的一些内容。
7. 我们想看看一下德勒兹 (Deleuze)和阿拉伯语;二十多年前,《什么是哲学》、《斯宾诺莎的书》和《表达问题》被翻译,在过去十年中,关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翻译和著作开始增加(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首次被翻译为《差异与重复》(阿拉伯翻译组织,2009年)(Arab Organization for Translation),第二次被翻译为《差分与递归》(Tawa Culture,2015),除了您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图卜卡勒出版社,2017)的翻译以及您最近与 阿卜杜勒·萨拉姆·本·阿卜杜勒·阿里 (Abdel Salam Ben Abdel Ali) 教授合作出版了德勒兹文本精选译本之外,德勒兹的翻译仍在这里和那里成倍增加;在您看来,阿拉伯文化接受德勒兹文本的重要性是什么?德勒兹如何帮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哲学?可能的答案是什么?
德勒兹是一位坚强而难懂的哲学家,即使与他纯粹的西方文化世界相比,原因我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进行了解释,我们在这里,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家面前,在他的作品方式上,也就是说,在一个研究基础和可能性基本问题的哲学家面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福柯(Foucault)的名言中得到了极大的赞扬:“也许(二十)世纪将是德勒兹主义的”, 他是一位哲学家,你不能把他归为一个类别。他不是结构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东西,然而,当你读到《千高原》或《一千块地毯》(这样被翻译的)一书时,你就会明白,如果没有这把钥匙,你就没有机会理解哲学和当代意识模式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托尼·内格里(Tony Negri)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德勒兹代表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最重要的钥匙之一。
我不是德勒兹主义者,不仅因为我不喜欢分类,还因为这种哲学不承认归属感,这是一种仅由距离决定的思想,考虑到生活总是有距离,然而,我已经发现并仍然在这位人的文本中找到了一个美妙的分析“工具箱”。我不知道是否值得翻译这位哲学家的所有文本,或者它们是否会找到回声,然而,我认为,当今阿拉伯语的现实,以及阿拉伯文化存在的“年代学”情况,可能会让这种想法无法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确定翻译像《差异与重复》这样的作品是否有用,证据是我不认为它的双重翻译引起了争论,甚至《什么是哲学》一书的翻译?,我从中保留并流行的大部分是“哲学是概念的创造”这句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扁平化,扭曲了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思想,为什么?因为我们记住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事实上,这位哲学家的概念并不是事物本质主义元素的收集和记住,正如亚里士多德学派常说的那样,而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创造距离的东西”,概念是什么让一个特定的事物在被我们隐藏之后“成为”并进入我们的视野,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概念是一个“事件”,或者说它是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六十年代末写了另一本书《意义的逻辑》,这本书只能通过与传统概念逻辑的比较来理解;然而,要意识到这一点,需要看看德勒兹(Deleuze)长期研究的其他哲学家,第一个就是吉尔伯特·西蒙栋 (Gilbert Simondon)他每次都依赖和提及的。
因此,一个人越是对自己为翻译一部作品所做的每一次努力感到满意,就越可能担心这种努力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在此基础上,我试图将我的第一部有关此这位人的著作做成“前言”,但它只是一个前言,根本不是总结或收集,我接着写了其他后续书籍,这些都是翻译,但在这些翻译中,我试图选择那些可能不需要“德勒兹”文化的内容,以便我们理解它,因此,第一个译本《斯宾诺莎:实践哲学》是德勒兹写的一篇关于哲学家的文本,即使是那些没有纯粹哲学文化的人也可以阅读,除了第四部分,这是我看到一位伟大哲学家如何简化和解释他之前的另一位伟大哲学家的机会;至于最近与 本·阿卜杜勒·阿里(Ben Abdel Ali) 教授(哲学之外)出版的翻译,其想法是选择“精选文本”,这是出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因素,也就是说,不要根据“为本身”的本文来翻译德勒兹,我认为这没有多大好处,相反,与尊敬的阿卜杜勒·萨拉姆·本·阿卜杜勒·阿里(Abdel Salam Ben Abdel Ali)教授合作,他与我一起翻译和选择了这些文本,作为可能“通过”并对当前阿拉伯文化流通产生影响的翻译。
当然,这有其局限性,但这些限制比翻译购买后未阅读的文本的危害要小,即使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为了给他的所有者带来荣誉,我必须说我亲自是从本·阿卜杜勒·阿里(Ben Abdel Ali)教授那里了解到这一件事和这一愿景的,无论是在我们之间的直接讨论中,还是在我从他关于他的翻译理论的文本中读到的内容中,甚至是在他以前的翻译中,尤其是《双手写作》一书中的翻译,即与已故的穆罕默德·萨比拉(Mohammad Sabila)合作(例如,一系列“哲学笔记本”)。
8. 对此,我们可能不得不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穆塔·萨法迪(Muta Safadi)一直试图定义所谓的 “后现代主义”, 因此,他试图通过翻译、解释和演示来介绍他们所谓的 “差异哲学家” ,如福柯 (Foucault)、德勒兹 (Deleuze)、德里达 (Derrida)等人;您认为,一位阿拉伯哲学家如何平衡他的许多任务,包括与解释、翻译和演示相关的任务,而不是仅仅成为某种哲学的传道者?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思想家一起思考,而不是仅仅成为追随他的读者?
我不知道萨法迪(Safadi)教授写了什么,让我可以谈论他和他的经历,所以我只能在一般的背景下回答你的问题。首先,我不是那些喜欢使用厚词的人之一,所以我觉得“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一个通用的分类,其中一些绰号爱好者将他们在当代世界中不理解的一切,包括艺术、建筑、服装、音乐、价值观,甚至哲学。哲学的使命是什么?在以前的哲学家给出的可能答案中,有“实现对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识’”的体验,它是当前,它试图意识到自己,也就是说,意识到它的可能性分和原因,而对现实的认识需要按原样描述它,当我们转向描述当今世界的现实时,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个与之前的一切都不同的现实,在实践中,身份、归属、本质、统一和一致性的概念不再有助于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当代人的意识形象及其存在模式不再是本质的或统一的,当代公民,例如阿拉伯人,是一个全球性的存在,他们用重叠的语言与多个国籍和隶属关系或虚拟或现实的人进行思考和交流例如,他用拉丁字母(Latin)写阿拉伯语,在拉巴特(El Rabat)吃日本寿司,在利雅得(Riyadh)吃中国炒面,今天,我们是混血儿,在一个普遍化的城市世界中,这打破了归属感、文化和价值观意义上的“传统”延伸,因此,我的儿子出生于200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期,可能更接近今天生活在韩国的同龄孩子,比我(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更接近他,与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人相比,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在前一代人中,儿子是“父亲的秘密”,孙子重复了他第十代祖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及他部落的价值观、信仰和信念,这适用于任何事情,当哲学家试图描述这一点并解释归属感和身份概念的衰落时,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召唤”或“宣讲”任何东西,他只描述了“实际”发生的现实。说他“想要”的他就像说一位医生告诉你“你生病了”,他是你生病的“原因”。
是的,我们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这个现实,甚至可能敌视它并呼吁“抵抗”它,但描述它的本来面目与爱或恨无关,因为“现实不会改变”。无论你爱他还是恨他,都无法改变他的客观真理,无论这个真理多么伤害我们的信念,打破我们的自我判断框架。因此,我们不应该说一个哲学家将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一种超越和爆炸现代建立的理性、身份和归属意义的传统概念的存在模式,最合适他的理解方式是遵循一个不同的概念,那就是“后现代”的存在模式,这就是利奥塔(Lyotard)在他的著名著作《后现代状况》中所做的,例如,说这位哲学家或利奥塔(Lyotard),“他是后现代的”,就像说有人告诉你地球是圆的,所以他也是“球形的”,或者,当你不喜欢这个事实对你的信念造成的后果时,你会说你不喜欢地球的球形,因为它“混淆了你的信念”。
当一个哲学家努力“命名”现实时,他试图利用他可用的工具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要求任何东西,除了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人,这与哲学不同的事情,真正的哲学家,在纯粹的哲学层面上,是一个不“想要”任何关于真理的人,或者说他事先“一无所知”的人,他是一个在回答之前不断审查、重复和改变问题的人,这与最终得出答案并将其视为结论的传道者相去甚远,他别无选择,只能为他辩护,这就是倡导逻辑和哲学逻辑之间的主要区别。因此,原则上,我认为宣扬一种叫做德里达(Derrida)、德勒兹(Deleuze)这样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人不是“信条”的人。或者说,他们可能的学说的唯一内容是我们在尼采(Nietzsche)的著名的名言中找到的,“我讨厌领导别人,就像我讨厌被别人领导”, 因此,在我看来,处理这种类型想法最合适的方式是用它思考,而不是与它一起思考,至于相信这些是应该宣扬的“教义”,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这种思想的实质,我们面临着一种思想和哲学,这种思想和哲学从一个假设开始,即“大故事”、泛泛形而上学叙述和“无聊与蜜蜂”逻辑的时代,与一个单一的真理相对应的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
关于差异哲学的名称,因此,在您亲切地提到的复数形式中,我个人认为,在这里也是如此,这样的名称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在您提到的名称中,有太多的“差异”,不能说它们是“后现代哲学”或“差异哲学”,例如,德里达(Derrida)和福科(Foucault)在方法、视野和目标上存在深刻差异,但这些差异已经达到了厌恶和绝对冲突的极限,正如他们对《反思之书》中笛卡尔(Descartes)文本的解释所发生的那样,这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名字来解释。因此,在我看来,将这些名称收集在一个名称下是不正确的,除非上下文是希望摆脱理解努力的上下文,正如你所知,这是仔细思考者避免的事情。
9. 任何熟悉(即使只是一点点)德勒兹文本的人都知道欲望概念对他的重要性,您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德勒兹文本中的作用方式,以及德勒兹的异化概念与精神分析有何不同?
要把这样的事情简化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对先前的思想史和道德哲学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它可能会使我们的谈话变得学术化,在这次谈话中,我热衷于采用简单和非专业的语言,但如果有必要,让我们至少说一些一般性的事情。
从这里开始的第一个要素是回顾斯宾诺莎(Spinoza)在欲望意义上发生的转变,因为这件事在斯宾诺莎(Spinoza)的思想中找到了第一个直觉,这种直觉与两件事有关,第一是欲望的“价值”,第二是“欲望的本质”。在之前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我们把人看成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这就产生了后果,首先,情感成为与人的“本质”无关的东西,它们是偶然的,或者说,与他的理性本质相比,它们只是他身上的一种失常。第二件事是基于这一点,即将欲望视为一种“缺陷”,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它仍然支配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哲学”,其基础是将欲望视为“邪恶”,我们必须建立“禁欲主义”,即在道德上理性化,著名的伊比鸠鲁学派(Epicureanism)方程中很明显,该方程区分了必要的自然需求、不必要的自然需求以及既非必要又非自然的需求,而这些是最应该被拒绝的欲望。
但如果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这是斯宾诺莎带来的第一个事件)呢?如果人的深层本质是欲望,考虑到理性本身总是由先于它并驱使它实现的欲望所支配,那该怎么办?那么,如果欲望不是由一个获得快乐的对象所满足的“缺乏”,而是先于所有对象的生命的“能量”(这是第二个事件)呢?在这里,不是对象为第一,欲望为第二,而是相反的,这导致了整个传统道德体系的全面变化,我们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我们并不是因为事物本身是好的而渴望事物,而是因为我们渴望事物而认为事物是好的”。欲望在这里总是成为第一位的,而对象则成为次要的。德勒兹将在他的视野基础上包括与这种一般直觉相关的其他东西,但与之不同,他将欲望视为一种永久的“生产”,这使他首先与柏拉图的概念直接对抗,但也与其他更现代的概念直接对抗包括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本人。
这导致了另一个与人的形象、他的意义和心灵本质有关的问题。他从“会说话的动物”或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者转变为以负罪感和消极欲望与积极快乐的辩证法为基础构建价值体系,这就是柏拉图主义的本质,对于延伸的“欲望机器”来说,不是建立不间断的分子元素,与居住在同谋的、绝对平等的赤道周围环境中的其他组件相连接,只有延伸的数量和根茎(Rhizome)连接的努力这总是发生在“超越善恶”,这正是名著《反俄狄浦斯》中令人兴奋而又奇怪的第一页所表达的意思。
说到《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关于欲望的概念,我们不应该忘记,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话语也是针对精神分析的,也是针对一种特殊的解释,特别是精神分析的解释,即结构解释,这件事情有着与拉康(Lacan)和精神分析在那个时代西方思想中的权威有关的语境和文化条件以及细节,这些都是这里没有篇幅去谈的事情。
10. 经过研究,我们为您找到了一些音乐录音; 哲学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勒兹对音乐也很感兴趣; 音乐如何陪伴哲学家思考?
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往往是在“娱乐”、“消遣”、观看等方面来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严肃”的人,即那些认为自己“重要”的人,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不认为关心美学是思想家的任务之一,这是一个假设,说明了支配我们与生活关系的悲伤感知的程度,并渗透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音乐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精确的数学科学,它的研究需要专业化,需要多年的疲劳和思考,无论是最难的乐理(Music theory),还是乐器的实际应用。在古代哲学家中,这门科学或知识几乎上升到了认知必要性的程度,因此,任何人在没有音乐知识或穆斯林哲学家所说的“旋律科学”的情况下从事基础科学是不正确的,因此,从柏拉图(Plato)开始,他们都是音乐谚语的拥有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这在科学史和科学家中很明显,直到现代,因此,伽利莱(Galileo)对音乐进行了研究,因为在他和他那个时代的学者看来,就像柏拉图(Plato)的情况一样,音乐是宇宙的钥匙之一, 开普勒(Kepler)也是如此,他根据他的前人的工作,寻求建立行星运动的音阶,等等。当然,这个问题与古代元素理论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全知”的雄心壮志有关,以及随之而来的“和谐”世界观有关,它结合了现代人所熟知的“泛数学”。但是,尽管这种概念已经随着它所基于的宇宙学(Cosmology)基础的瓦解而消解,但我的信念是,从哲学上讲,音乐仍然是理解的重要关键。我不是在谈论流行音乐,甚至不是器乐,而是特别在谈论乐理,向你们解释,理解音乐及其历史的一些元素有助于我个人识别建立许多哲学的“直觉”,例如,为了理解斯宾诺莎(Spinoza)的几何学概念,以及之前的笛卡尔(Descartes),你应该特别听吕利 (Lully)和拉莫 (Rameau),他们的作曲风格由“数学一致性”模型支配,因此,拉莫的线性旋律结构,以及他所采用的短分子和反应句的对比结构,仍然是对“古典理性主义”精神直觉的重要前言,这与我们在形成、建筑和其他方面发现的直觉相同。在后来的时代也是如此,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吸收所谓的 “1810年”一代的音乐作品,他仍然缺乏从文学和哲学上理解浪漫主义的精神,没有什么比这一代有着伟大名字的音乐更能表达“浪漫悲剧意识”了,在他们之前,贝多芬(贝多芬)的音乐是情感进入客观性领域的标志,用黑格尔(Hegel)的话来说,即使是最“疯狂”的情感,这是冷漠的数学古典精神的衰落和活泼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诞生的最明显的表现。如果我们同意上述观点,就有可能在音乐和思想之间建立一些对比:“《谈谈方法》还有吕利(Lully)的《和谐理论》一书,或者《第九交响曲》还有卢梭(Rousseau)的《忏悔录》一书, 康德(Kant)的作品和 塞巴斯蒂安·巴赫(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尼采(Nietzsche)的文本,维也纳迪卡侬小组的作品等等。顺便说一句,有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品试图澄清和研究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伟大的研究员弗朗西斯·沃尔夫(Francis Wolff)的作品。
回到我的简单个性,我一直对音乐感兴趣的是这件事,即试图实现所有这些哲学所基于的“情感”基础的“意识”,当然,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对音乐的研究先于我对哲学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感谢我在研究所度过的漫长岁月,并感谢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推动我学习和理解这个令人着迷的东西,那就是“乐谱”,当时,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的哲学品味之一。至于演奏一些乐器的问题,特别是古典乐器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问题,我认为这只是理论和认知基础的延伸,这个基础花费了并将继续花费更多的时间,我指的是音乐学及其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11. 在当代阿拉伯世界中,有很多用分析哲学的工具和方法对科学的讨论和思考;而没有从欧陆哲学的角度思考科学; 这就给人的印象是,欧陆哲学只不过是美丽的诗歌或散文。从您的角度来看,谈论大脑、没有器官的身体、数学和语言学的德勒兹 ,如何丰富我们对一般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理解?
我需要提供一些我理解这个问题的要素;首先,我认为这个划分没有多大价值:“欧陆式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原因很简单,哲学就是哲学,要么有工具和条件,要么没有,在这里地理位置并不重要。诚然,正如您亲切地说的那样,有人谈论和指责欧洲哲学是一种“语言”哲学,我将回到这一点。但我们不要忘记,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model),例如,它是一种不了解其意识形态实现基础的哲学,这导致一些人甚至认为它“非哲学”; 因为它是一种清空哲学批判和解剖维度的趋势,并将其转变为一种关于语言的技术话语,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最清楚的,无论是马克思,他都受到他对他的英国“功利主义”同时代人的说法的影响,就是他们的哲学是“杂货商”的哲学,因为它是一种不打扰任何人的哲学,也不会改变任何人的看法,或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就像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先驱者一样,如阿多诺(Adorno)和马尔库塞(Marcuse),他们摧毁了这种哲学的基础,认为这是基于概念和词语混淆的重大“误解”,因此,“自由”这个词和“菠萝”或“扫帚”这个词成为在同一个语义层次上。
诚然,我说这样的指责和反指责是存在的,但我仍然不认为这种批评适用于每个人,甚至不是我们提到的划分,欧陆分析,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两个种趋势之间的联系非常牢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一位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者,也是实用主义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他是形而上学的狂热读者,他与柏格森(Bergson)的通信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他也对宗教哲学非常感兴趣,相反,他本人个人表现出一种与“盎格鲁-撒克逊实证主义”的所有信念的奇怪矛盾。这同样适用于被称为“语言哲学”创始人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是奥地利人(Austrians),即出生和文化上的日耳曼人(Germanic),没有什么比这更“欧陆”了,他也从来没有反对我们所谓的“美丽散文”;这位人有多种哲学面孔,其中一个是苏菲派(Sufism),另一个是诗人,人们仍然记得他如何参加哲学会议并向泰戈尔(Tagore)朗诵一首诗,以及他如何绝对拒绝进入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或应他们的要求领导他们的团体,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 此外,这位人在他的文本中提出了一种远非狭隘技术概念的直觉,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关于真理、世界和理性意义的概念,一位专家将这一概念描述为边界现象学(Phenomenology)[1]。
至于一些分析家或他们的追随者指责他们所谓的欧陆主义者是作家而已,这是一个针对一般哲学的古老指责,我们甚至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哲学家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因为他们饱受无用的谈话之苦,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它并不重要,而且也不会打扰我,因为它没有意义。每一个用自然语言写作的人都必然会产生文本,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作家,无论这种风格是干巴巴的、直接的,像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样,还是原创性的、概念性的,像海德格尔(Heidegger)一样。换句话说,每个从事哲学工作的人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写作的,即对真理本质的某种概念,即使这种概念从表面上看是反哲学的,对一种哲学的每一种消极态度,都必然从另一种哲学中建立的关于真理和语言本质的哲学。至于说这些只是迷失了方向的诗人,或者说其他人只是“杂货商”,他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不知道使他们的言语成为可能的条件,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最后一个参考:我们有一个已故的扎基·纳吉布·马哈茂德(Zaki Naguib Mahmoud)所采用的整个潮流,它的立场非常严格,并宣布对他所谓的“形而上学”的一切都极度敌视,即不接受经验验证原则的东西,但是纳吉布·马哈茂德(Naguib Mahmoud)的想法变成了什么?他仅仅成为一种哲学学派的倡导者,仅此而已,一种反对其他学派并鄙视它们的学说,但本人却是一种被其他学派拒绝和蔑视的学派的倡导者。学派裁决在思想上并不重要,学派本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作品和理解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切,分析的、合成的、欧陆的,无论你想要什么,否则,我们最终会采取宗派或意识形态的立场,以“这是好的哲学,这是不好的哲学”为借口,出去对人们施加监护,我们是谁来做这件事?谁给了我们这权利?那么这在今天是可能的吗?有可能阻止一个从今天的自由一代的年轻人,谁想读尼采(Nietzsche)作品,读他吗? 我们会创建一个“哲学”警察吗?假设,由于某种奇迹,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会选择什么模型?例如,“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的文本,正如一些阿拉伯政权在某个时期试图做的那样,我们已经了解并认识到这些政权及其“哲学选择”所造成的理论和实践破坏的程度?
考虑到哲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自由,对哲学上采取什么的决定,都将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趋势,这种趋势原则上与哲学精神相反。
12.目前有一种趋势认为文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没有用处,您如何回应这种说法?哲学和文学之间关系是什么?
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观点和我们对思想与文学之间,以及思想与自然语言之间关系的看法有关,诚然,文学与哲学是分开的,每部作品的工具也是相互独立的,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像哲学与科学之间以及哲学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一样密切。
简单的概念倾向于将文学视为激情、感受和感觉的领域,而不是科学,科学是理性和严格、干巴巴的测量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是产生感情的领域,科学是产生事实的领域,在实践中,感情是虚假的和无用的,而真理,即使它不美丽,也是真实的。事实上,许多世俗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宣扬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幼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它结构上是双重的和对比的,在内容上是印象主义的和简单化的,让我们考虑一下文学和科学的同样的划分。首先,文学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虚假的“激情和感情”的领域,相反,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产生方式,但它是一个无法衡量的真理,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民族存在经验的“真相”,即它如何理解和忍受它的存在,那么为我们展示这个真相的就是它的“文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从他们的神话和诗歌中读到的内容,而不是从他们纯粹的科学作品中获得的内容,来了解希腊(Greece)、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人甚至古代人所拥有的悲剧本质以及道德和宗教观念。相反,我几乎可以说,科学本身不能成为科学,除非它在语言上成为一种思想和意识的主题,因此,我们认为希腊人是古代数学理论家,因为他们把《几何原理》一书留给了欧几里得(Euclid ),我们并不认为埃及人是这样的,尽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通过金字塔所拥有的精湛的工程技能。文学不是感情的问题,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曾经说过:“有了美好的感情,我们只会产生糟糕的文学”。文学在讲述真相方面有何不同,它需要许多科学来了解它,例如语言学、语法、符号学、修辞学和修辞学。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成立的,那么什么是科学呢?正是人类的艰苦努力和有限的人类努力才需要证据、实验、想象力和个人天才才能实现,那么,一个大世界和另一个大世界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中的一个人创造和想象的能力,他广阔的视野和“直觉”一种关系的能力,这是其他世界无法直觉的,在科学中,一切都始于假设,或者说理论,也就是说,从一种特殊的、主观的和“个人”的对一种关系的感知开始,然后,证明才成为这种理论的客观依据。
事实是,这一点的证据是无穷无尽的,科学史也充满了证据,因为这段历史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从无知走向光明的平稳、稳定、平静和令人安心的进步,而是个人、命运、生命、直觉、想象和个人奋斗的努力。文学和科学是表达同一件事的不同方式,这是人类经验的真理,最重要的科学理论只有善于“讲述”的人才能理解,这并非没有道理,就是把它们变成“故事”。科学家们过去一直并且现在仍然使用文学和自然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想法,无论是在古代人(在古人中(希腊对话,一直持续到现代,如伽利略( Galilei)“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他在对话中解释了他的理论),或者在现代人(例如,爱因斯坦( Einstein)在他的《我眼中的世界》一书中,霍金斯(Hawkins)在《时间简史》一书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联系就会很密切,它和科学的联系也会很密切。所以,直到我回到我之前提出的德勒兹(Deleuze)模型,在一篇文本中,您可以找到有关卡夫卡(Kafka)和培根(Bacon)的讨论,以及有关微积分和当代数学的讨论,当然,哲学家尽可能多地从所有人类活动中获取知识,前提是他的作品不会成为科学主义的装腔或语言上的废话。
13.在这次对话中,您陪伴我们开始了您的大学生涯,从斯宾诺莎(Spinoza)到哈贝马斯(Habermas)和德勒兹(Deleuze),再到文学和音乐;总之,阿德尔 (Adel)博士,您目前的智力关注点是什么?您将走向何方?
我不会预先为自己设定一些我必须走向的目标,我不会提前为我要做的事情制定计划,因为我不相信项目的想法,而且我不认为“项目”在哲学中不再可能,因为这个项目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思想者强调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他会提出“最后和全面的说法”,这与我对思维意义的概念的本质相矛盾,所以我可能会走向其他事情。然而,有一些东西我并没有偏离,它一直伴随着我,我希望我有机会写一些关于它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温柔的谈话”,这是包含了我之前提到的一些关于音乐的内容,此外还有文学中的其他内容,特别是旅行文学,以及阿拉伯遗产中一些罕见的内容,例如动物问题、爱情或其他问题。无论我分配什么,我分配的,就像(贾布里) Al-Jabri 过去所说的“引文所有者”的书,我指的是伊本·阿卜杜勒·拉博 (Ibn Abd Rabbih)、阿布希希(Al-Ibshihi)、伊本·阿卜杜勒·巴尔(Ibn ‘Abd al-Barr)、纳瓦吉(Al-Nawaji) 等人的书,这是一项非常广泛的遗产,被连续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这种语言和文化的主导影响所充满,也许这只是对起点的回归,小时候,我是安静而传统的,受到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在摩洛哥沙漠推动我做的事情的影响,尤其是在摩洛哥最南端的达赫拉(Dakhla),毗邻欣盖提(Chinguetti)和毛里塔尼亚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我在那里度过了近 13 年的青春。达赫拉(Dakhla)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座城市,而是由于战争和地理的原因,它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岛屿,不仅因为它只有三面被大海包围,而且因为平民除了每两周一次和通过海上与外界没有联系,这使它像一个美丽而安静的流放所,一个你没有理由娱乐的流放地,除了几节正式课程,钓鱼,去清真寺和与同龄人坐在一起在公开和私人会议上学习语言和古代文学;当时,由于辽阔的沙漠爆发战争而被迫定居在城市的游牧民族因此而闻名,其中就有记忆力惊人、背诗能力惊人的人,并掌握语法和语言科学。事实是,我过去和现在仍然对这段时期的很多事情感到感激,因为正是它使我能够了解古代阿拉伯文化,并使我的遗产知识“扎根”,以及我的信念,即谁没有思想基础就不会进步,因此,我要说的是,我为理解当代西方哲学所做的努力归功于这个最初的基础,因为如果我没有掌握任何阿拉伯语言、词典、词法和句法,以及受到那个起源的影响,我就无法用阿拉伯语写出这样的内容,一个人写一本关于法国哲学的著作比较容易,例如,用法语,如果一个人至少掌握这种语言,那么他只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总结这个人的思想,但是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阿拉伯语来做,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为宿主语言(本例中的阿拉伯语)提供拼写、发音和理解的能力,这是西方思想最重要的实验之一,这就是赋予它更长的连续性和更强的生存能力,并也与世界时代同步。
我们通常认,为服务阿拉伯语和遗产就是关注它并在其内容上进行“内部”努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遗产“通向”历史和其中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保护遗产所有者的生活和他跳动的心脏,也就是语言。然而,为一门语言服务并不意味着停留在它的“过去”,相反,通过分解它,加强它,用翻译来推荐它,并通过实践它们的“现代化”来试图使它们,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代表和吸收当代思想的经验和语言,这就是赋予一种语言延续性能力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从事非阿拉伯文本翻译成阿拉伯语和阿拉伯语的研究人员,他们确实是阿拉伯语的保护者,因为他们是赋予阿拉伯语“当代性”权利的人。相信我,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是,对于我们中的一个人来说,满足于用阿拉伯语的语言和它熟悉的知识和词汇语言说话,也就是说,满足于几个世纪以来所说的内容,这只会削弱和消除语言。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理解的是,即使这需要最低程度的辩证意识,也就是表面上“远离”这种文化和这种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接近它的人。这不是西方化和遗产主义之间简单的道德二元论,而是对谁能够克服这种幼稚的二元论,并为过去之外的思想和语言生活提供可能性的赌注。